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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泽佩的姐夫西里尔·拉马福萨的崛起更是传奇：他是老资格的非国大活动家，而且是非国大中的“左派”、南非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矿工工会（NUM）的领袖。在过渡时期，他是与白人政府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团团长，又是制宪会议主席。新南非建立后，他成为非国大副主席，是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蜜蜂法”通过后，他立即华丽转身，辞去政府职务（但仍保留非国大的要职），下海“采蜜”，成为“新非洲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后又创办Shanduka集团，广泛投资于矿山、能源、房地产、银行、保险和电信等行业，从矿工领袖一变而为矿业大亨，成为与内弟齐名的大富豪。据说，他在“非洲大陆前40位富豪”中排第21位。
但是在另一方面，大部分黑人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尽管强大的工会使黑人正式工人的工资明显增长，但由于经济增速不够以及结构调整，黑人失业率一直很高，导致贫困率居高不下。结果就是：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的普遍贫困相比，新南非的黑人贫富分化十分迅速。一百年前南非是：白人有贫富，黑人全都穷。新南非在短短十几年间就使黑人从普遍穷困的“平均主义”状态变得远比白人更加贫富悬殊——这使人联想到，中国这些年不也是从所谓“平均主义”时代很快变成远甚于西方的、基尼系数高达0.5-0.6的高度不平等社会了吗？
由于黑人中贫富分化的发展抵消了黑白分化的缩小，南非今天全国总的贫富分化程度反而比种族隔离时代更高。有统计认为，2009年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0.631，位居全球第二。更有甚者，有的研究甚至算出南非基尼系数高达0.70，乃至0.75。还有一种说法是南非位居全球十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列。
就变化趋势而言，有研究认为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时代的1993-2008十五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从0.66升为0.70 ，还有数据说从1994到2005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从0.593升至0.631。总之，新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要比过去平等，但是黑人内部的分化却很剧烈，而黑人又占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南非黑人原来占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三，由于种族隔离废除后部分白人迁走，现在已经占到五分之四。因此，黑人中的分化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南非的分化状况。这就使得旧南非已经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在新南非总体上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更加严重。从绝对值而言，南非的贫富差距已列世界前茅，从趋势来讲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无疑对南非新生的跨种族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
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对南非的贫富分化不能只看基尼系数，还应考察分化的机制和性质。种族隔离时代身份性特权造成的“等级分化”在性质上不同于新南非。在新南非，比重更大的是市场机制下形成的“阶级分化”。这正如中国改革前，同一身份人群（例如工人或农民）中的“平均主义”与不同身份等级之间的“待遇”悬殊，到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下也变成了显性的贫富分化一样。应当说，一定程度的非特权性的竞争型分化是发展市场经济必有的现象。但是它不能悬殊得离谱，不能“赢家通吃”。特别是如果分化的悬殊又和旧体制留下的“起点不平等”有关，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新南非的民主制也起到了一定的“镇痛”作用。民主南非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治比较完善，《黑人经济赋权法》和经济改革的其他法律一直饱受争议，却是在各阶层的“代议士”充分博弈后由议会多数通过的。这个突出“黑人赋权”的法律未必是“机会均等”的，但由于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机会的严重不公正，在不搞经济清算的情况下对黑人进行“机会补偿”，也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连诺齐克这样极端强调自由竞争的思想家也是承认这一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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