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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人在南非:开店要雇6名持枪保安

时间:2017-09-07 16:50:34  来源:凤凰网  作者:熊乙

福清人在南非

金砖商人·凤凰财经特别策划

 
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自此,这个非洲最南端的国家开始书写光辉。500年后,福清人乘浪而来,或铩羽而归,或载誉而返,唯一不变的是当年那股拓荒者的勇气。
 
作者:熊乙

凤凰网财经主笔,2017年7月以来,先后采访十余位金砖国家的华商,涵盖华人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从事的主要行业。

福清人在南非:开店要雇6名持枪保安

接偷渡客、被人拿枪顶着头......翁国良的经历就是一部福清人的南非发家史。从“偷渡客”到与印度人抗衡的批发商,福清人见证了南非经济的发展与困境。

1996年冬天,莱索托与南非的北部交界处,莫霍卡尔河如往日般缓缓地流淌着,寒风阵阵,河水刺骨。
 
晚上六点,天色渐暗,但未全黑,翁国良和朋友开着两辆小车,准时赶到了约定地点。翁国良的朋友是当地有名的“蛇头”,专门做中国人的偷渡生意,莫霍卡尔河就是他最常走的一条线。
 
当天晚上,他们要在河边接六个从莱索托偷渡过来的福清老乡,四个男人,两个女人。地址是事先选好的,这里够偏僻,经过的车少,不容易被警察发现;离河岸也近,出了河就可以直接上车;河面很窄,过河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但也意味着水流很急。
 
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翁国良看到一眼河面,河水中出现了几个忽隐忽现的身影。河水漫过了脖子,他们不得不高举双手,将行李托过头顶,虽然离河岸已经很近,但他们走得却很慢,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急流冲走,前功尽弃。

莱索托与南非的北部交界处的莫霍卡尔河。

偷渡去南非

“除了中国人,一般人不会从边界河偷渡南非”

上世纪90年代,许多福清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偷渡到了国外。他们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沿海人民的经商意识深入骨髓,出海闯荡便成了他们的选择。
 
翁国良是在1993年出国的,作为小岛上第一个出去的人,他第一站选择了非洲的莱索托。当时,除了非洲之外,英国、美国和日本也有许多福清人去。翁国良本来也想去这些既安全又发达的国家,但无奈劳务外派的费用太高,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非洲。
 

 

福建长乐、福清等地是偷渡的高发地区,上世纪90年代许多福清人通过偷渡的方式到达南非。

据翁国良回忆,福清人当年出国大多走的是“劳务外派”——先办理小国家的签证,然后偷渡到发达国家。这种半合法、半非法的方式在福清很受欢迎。偷渡的国家越发达,劳务外派的费用就越高。欧美国家要30多万元,而莱索托只要7万元。

向亲戚朋友凑够了钱,翁国良终于在1993踏上了莱索托的国土。在他这批中国新移民去之前,那里是台湾人、香港人和广东华侨的天下。刚到莱索托时,翁国良就在一家台湾人开的超市工作,三年才将欠债全部还清。

 

中国人踏足海外之后,经常会开一些超市、店铺等,服务于当地人。

莱索托始终不是久留之地。如果不是因为南非的签证不好办,翁国良的第一站一定会选择南非。“莱索托我们叫它‘鸟不生蛋的地方’,是一个很山区的国家。”翁国良说,“南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截止2016年,南非的国土面积是莱索托的40倍,人口数量是它的25倍,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

因为莱索托四面被南非环绕,堪称南非的“国中国”,许多福清人都会把它当作偷渡到南非的“跳板”,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翁国良的记忆里,除了中国人,一般人不会从边界河偷渡南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身份、金钱、地位一切归零,有的人在这里重新崛起,有的人却真正地死在了这里。

莱索托四面被南非环绕,堪称南非的“国中国”。

种族之殇

“在南非开店的,都请了背长枪的保安”

“陈焕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

翁国良说,他96年第一次来南非时的感受,和小说《陈焕生进城》中的陈焕生一模一样,只是被子换成了高楼大厦,皮椅换成了高速公路。“快接近南非的时候,灯火辉煌,一大片的,跟莱索托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他说。

然而,历史似乎定格在了这一刻。在南非呆了20多年,翁国良几乎没见到新修的道路,原有的设施损坏了也没人维护,“和白人时代完全不一样”。

 

90年代的约翰内斯堡,城市建设可与发达国家比肩,如今20年过去,它看上去几无变化。
 
有人形容南非是“被黑人入侵毁掉的布尔人的南非”,将南非经济衰退的矛头指向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曼德拉。虽然这种表达方式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曼德拉引领的黑人解放运动,的确给南非经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南非的种族隔离历史就此结束。虽然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法律被一一废除,但南非的种族歧视并没有终结,它只是换了种方式继续存在着——黑人翻身当上了主人,白人却沦为了社会底层。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尼采一个多世纪以前说的话在南非应验了。政府出台了大量对黑人的优惠政策,《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要求白人拥有的公司必须出让26%的股份给黑人;《公平就业法》要求工矿企业的黑人雇员必须达到指定比例,才能承接政府合同。
 
这些优惠的受害者不仅有白人,还有当地的华人、印度人等有色人种。华人感到不公平,于是上告到法院,经过八年抗争,终于让南非法院在2015年作出裁决,将华人和印度人划归为“黑人”人种。
 

2013年2月25日,南非比勒陀利亚,车场保安亨得利·文特在棚屋里穿鞋子,准备去上班。在过去的15年里,随着失业人口成倍增长,南非白人住在临时居所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大量黑人涌入白人居住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严重失衡,许多人因此失业。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开始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去南非之前,翁国良就听人说起过南非的治安差。约翰内斯堡被称为“世界暴力之都”,当地甚至流传一句俗语:“没有被抢劫过就不算来过南非。”
 
翁国良来约翰内斯堡的第二年(1997年),他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帮他办签证的福清老乡在约翰内斯堡被黑人开枪打死了。“前一天我还在他店里玩,一起喝酒、打牌,年纪轻轻的怎么说死就死了!”翁国良显得愤怒又无奈。
 
在南非,每年都有华人死于抢劫事件,少则十几,多则二十几。翁国良自己也被抢过。2002年的一个晚上,他正在朋友家拜访,几个黑人突然拿着枪冲进来,恐吓、抢钱还打人。翁国良试图让他们拿钱走人,结果被看管的人一根钢筋狠狠地打在背部,至今还留有疤痕。“被抢匪拿枪顶着头呀,真的是命悬一线。”说起这段经历,翁国良仍心有余悸。
 
“在南非开店的,都请了背长枪的保安。”翁国良后来开了超市,也专门聘请了6个带枪的保安,在岗哨亭全天候保护。

 

约翰内斯堡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这里的犯罪率全球最高。

价格战

“中国人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和许多福清人一样,翁国良在南非的第一桶金来源于摆摊。一只成本25兰特的手表能卖到100-150兰特,一天可以卖几十只,很多福清人就这样在南非站稳了脚跟。
 
在翁国良看来,南非人很喜欢提前消费,往往发工资当天,就去超市把一个月需要的东西全部买完。“前半个月有钱花,后半个月没钱花,剩下的钱就还上个月的(债)。”翁国良笑着说。
 
南非人的消费习惯给中国商人创造了机会,翁国良之后,又有许多福清人前往南非开超市。“第一批赚钱了,就会一传十,十传百,一个人能带一个家族过来。”翁国良家乡所在的小岛一共800人,现在有300人都在南非。
 
南非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生意却越来越难做。“价格战太严重了。”之前在博兹瓦纳卖洁具的李琳(化名),今年打算转战南非市场。此前,一个中国人复制了她的方法,在同样的工厂,进同样的东西,做另一个品牌,价格却是她的60%。李琳在博兹瓦纳的销售额因此减少了70%。
 
“我卖150,他卖50,我说这样没利润,他说十几块钱进的,卖50够了。”说起中国人之间的压价行为,李琳显得有些气愤。在她看来,中国人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低价倾销,本来物价很高的市场一下子就被中国人做死了。“你做起来了,死了多少家?中国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翁国良对此深有感触。2010年他和侄子决定从超市零售转入超市批发,之后又创立Afrimart和Amonet两家电商平台,就是为了规避“价格战”。在翁国良看来,中国人长期挤压在低端的行业里恶性竞争,只有向更高端的产业转型,避免产品复制,才有发展空间。
 
向上转型的道路并不容易,翁国良决定进入批发行业的时候,印度人已经将这里全部垄断。如果不是有大批开超市的福清老乡支持,他的生意根本进行不下去。
 

约翰内斯堡,翁国良的Afrimart公司。

关于“价格战”,李琳还做了个形象的比喻:“村子里有一个加油站,白人来了,建的是24小时便利店;印度人来了,建的是修车场;中国人来了,建的还是加油站。”
 
中国商人彼此复制,彼此压价,将彼此逼到了末路。而与此同时,南非大地上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汇率之痛

“去年赚300万,今年变成150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南非也未能幸免于难,市场动荡之余,南非币大幅贬值。金融危机还未结束,“世界杯”便接踵而来,政府财政吃紧,经济进一步下滑。南非华商的“黄金十年”就此终结。
 
在翁国良的记忆里,南非鼎盛时期有超过四十万华商,任何行业都有人做,光约翰内斯堡的批发商场就有十几家,租金很贵,但却处处爆满。这样的情况在2010年之后便渐渐消失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汇率贬值。
 

约翰内斯堡,某华人商城。(翁国良/摄)

2005年,兰特对美元汇率是6: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8:1,南非做生意再汇款回国可以大赚一笔;2010年,兰特对美元汇率贬值到8:1,人民币则升值到了6.5:1,利润大减但仍可薄利多销;2015年底,兰特对美元一路贬值到了15.5:1,人民币则持续升值到了6.5:1。这意味着1兰特汇回国,折合人民币只有0.4元。
 
“拿一百万人民币来投资,后来变成了30万,你再怎么赚,能抵得过(汇率贬值)吗?”翁国良摇了摇头,“0.7、0.8元的时候,大家还没觉得什么,贬到0.3、0.4元的时候,大家都受不了了,赚不到钱都亏了。”
 
生意好的时候,翁国良的超市一年能赚250到300万人民币,最快一年、最慢一年半就能回收所有成本。货币危机之后,虽然超市的营业额没有减少,但是赚到的钱却比以前缩水了一半,“以前赚300万,现在变成了150万。”
 
连续5年的货币贬值让南非华商损失惨重,许多小商户熬不住,纷纷撤往第三国家,少数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的。那十几家曾经灯火通明的中国商场,“除了很旺的两三家还保持着,其他的也都已经人去楼空。”

可爱之地

“南非再不好,也不会回国”
 
虽然南非治安不好,汇率暴跌,移民政策也逐渐收紧,但翁国良始终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们自己买了房,已经把这边当成自己的家,只能努力熬过去。”
 
在翁国良看来,南非也有它的可爱之处。这里的气候、环境、居住条件都比中国好,房价也比中国便宜。翁国良在南非买了一套别墅,占地1100平方米,双层建筑面积480平方米,还有前后花园和游泳池,只花了300万人民币。而如果放在福清,“光地皮起码就要1500万人民币。”
 
李琳非常看好南非的房地产,翻着手机里保存的房产信息,她表示自己有想法转行做房地产中介。去年,她帮家人看好了一套房,当时800万的价格现在已经涨到了2000多万。“这是个很大的商机。”她坚定地说。
 
除了房价之外,翁国良留在南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市场够“单纯”。在他看来,中国的人际关系复杂,商场上尔虞我诈,竞争激烈,许多从南非回国发展的人都吃过亏。相反,南非的经营环境相对简单,中国人大多做得不错,即使有风险也能坚持下去。
 
“我们这一批人要是回国去,就是傻瓜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在南非还能当个老板,还能赚。”他说。
 
此处是异乡,此处是故乡。对于无数奋斗在南非的福清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乡。年少时,对财富的向往驱使着他们来到这里,如今已至中年,这份执着仍旧未变。回首往日,他们依然是那个敢闯敢拼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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