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奥尔森与阿洛夫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克里斯蒂娜竟然还爱上劫匪阿洛夫斯，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实践证明，引发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四个条件：
1，发展出对恶棍的好感；,
2，在此之前恶棍和受害人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了解和关系；
3，受害人完全放弃了逃走的企图；
4，因为接受了恶棍的世界观，反而不把被恶棍拘禁当做一种威胁，渐渐相信了恶棍的所谓人性和善良。
实际上，现在很多南非白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不信？你瞧：
1，有人在我们耳边，一遍又一遍的说：我们确实偷到了黑人的土地，我们残酷的压迫黑人，这是非常可耻的。所以，今天就算是黑人干了什么坏事儿，我们也必须忍耐。而且，我们的忍耐力还要加强；只要我们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一切都会好转的。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第一要素：发展出对恶棍的好感。
2，在南非历史上，因为体制、文化上面的种种差异，实际上南非的各个种族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真正团结的时候。而现在，我们每天听到的都是：我们都来自非洲；现在请放下欧洲人一样的价值观，像非洲人一样的思考。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第二要素：双方之间完全没有了解。
3，还有一些人宣称：“我们绝对不会把选票投给像国家前线这样的右翼政党；因为我们是联合起来为全南非服务的，而不是仅仅为少数人服务的。”实际上，生活在这个国家，我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就像被劫持的人质一样。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第三要素：一些人已经认为自己没有了逃脱的可能性。
4，曼德拉是我们的国父，彩虹之国是举世无双的好理念。祖马是唯一的问题，除了他之外ANC的其他人并不那么坏。财政部长高德翰曾经是恐怖分子；DA女铁人海伦泽拉的反阿菲康人观点非常出名，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想把南非建设的更好。迈马内会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因为他是基督徒，也希望这个国家更好；农场谋杀只是普通犯罪，不带有种族色彩……类似的观点充斥在宣传当中，甚至充斥在我们的脑海里。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第四要素：我们认可了恶棍的价值观。
要我说，那些白人的自由主义者，是最糟糕的人；他们的下场，完全是自作自受。不久前，DA的支持者格雷罗突然跑去参加黑人的抗议，结果黑人们竟然拿着棍子打他。不是一位ANC老兵联盟的某某人挺身而出帮忙，格雷罗可能会被打死。他遭到殴打的照片，在南非的网上倒是相当走红的！
有的时候，我们真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接受点儿教训。看看这些年轻人，他们举着海报，宣传着那些DA的观点，什么“我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国家就会有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南非那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如实写照！
*本文来自前线国家党，这是一个保守的极右翼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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