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民族耻辱，收藏日本侵华罪证，大同市民李先生的这一“习惯”延续了20年。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李先生决定首次公开自己的数十件藏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6月29日，伴随着李先生的讲解，那些发黄的纸张和发暗的纪念章背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
一枚纪念章凸显侵略野心
李先生的收藏是从一枚稀有的伪蒙疆纪念章开始的。
这是一枚铜制纪念章，做工精良。“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呢？”面对记者的疑惑，他拿出了收藏的一张1938年日本印刷出版的《支那地图》，两者相对照，纪念章的形状即是当年蒙疆地域的形状。纪念章上的文字、图形也进一步凸显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正面最上方是富士山，周围是樱花，长城墙垛形状则对应地被置于最下面，左下角是满洲国政府大楼并配有君子兰(“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将君子兰作为伪满政府的标志性花朵)。纪念章背面将伪满政府和蒙疆政府的地图置于中央，上书“蒙疆三自治政府县长日满视察纪念”和“成纪七三三年 民国二七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于1939年至1945年在今内蒙古中部操纵成立的一个傀儡政权，别称蒙疆国，“首都”在张家口。
李先生告诉记者，当时日军侵华有“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样的思想，这枚纪念章正是这一思想的浓缩。
20年来，李先生陆续收藏各种相关的日本侵华罪证，“希望借此构建一个系统的证据链，全方位反映大同及周边地区被侵略的历史。”此外，李先生还收藏有伪满晋北政府章、晋北日华佛教联合会会员章等纪念章，其中南汉井地区(现右玉、平鲁、山阴一带)肃正建设纪念章价值挺高。李先生说：“这是日本井手部队打击共产党抗日为自己表功而发行的纪念章，可见其猖狂之态。”
侵略行径跃然纸上
在李先生的藏品中，日本侵略期间发行的报纸、杂志等书证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建设东亚新秩序运动增刊》中，全版刊发了《说明建设东亚新秩序运动之真谛》《东亚新秩序建设运动之展望》以及《日本皇道精神》图解，并规划了蒙疆地区的各种机构设置，甚至冠以“安居乐业”的最终目标，完全是一副将大同等周边地区依其意图规划、纳入囊中的姿态。
在1943年8月8日出版的《蒙疆新报》第三版“大同乐苑”中，云冈大佛的图片被放置在版面中上部，配稿题目是《昂扬大东亚文化精神 大同石佛奉赞大法会第二回定期扩大举行》。李先生说，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云冈石窟，居然在日本人的眼里成了他们的文化传播的依托，“完全是强盗逻辑。”在《支那事变画报》“大东亚战争号”中，一张全幅照片展示了当时大同四牌楼东街的场景，日本人的反动标语触目惊心。
此外，李先生收藏的户口簿、煤矿劳工合同以及蒙疆银行发行的货币等，与上述书证全方位地展示了日本对大同周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的侵略事实。
有人想高价收购均被拒绝
“书证易被人们忽略，收集起来更加不易，但书证又是最好、最有力的证明。”为了收集罪证，20年来，李先生跋山涉水，不惜费用，只要听说一点线索就主动去找寻，跑遍了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李先生说，他在收藏过程中，得知一些日本人也在想方设法寻找这些资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销毁这些罪证，“这更激发了我的斗志。”
在收藏的过程中，也不乏有人前来打探并表达高价收购的意愿，但均被他拒绝了。“这些藏品，写满了我们民族曾经遭受的屈辱，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犯下严重罪行的力证。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我把这些藏品首次向世人展示，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铭记这段历史！”
本报记者 郭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