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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系列留守儿童遭遇意外的消息再次扰动舆论。留守儿童的困境实质是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为支持城市发展付出代价的一部分。改善留守儿童的境遇，仅责备地方干部或依靠临时救助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刻反思。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工业化道路应是最先反思的。工业发展究竟是从兴办城市大工业开始还是走乡村工业化之路？一些学者提出发展乡村工业的设想，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教授。他说：“我们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是让80%的农民收入减少、生活程度降低呢？还是求农民多一点收入，而让工业在技术上受一点限制？我的选择是后面这半句。”因为农村工业化的目的除提高经济效率外，更重要的是容纳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和支援农业、缩小城乡差距，改造农村的社会和文化，把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探索一条大城市和小城镇同步进入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特别是1970〜1980年代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村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和平等的时期。然而，1990年代后，随着“政府公司主义”的形成，大城市成为虹吸资源的中心，不少地方一刀切地把乡镇企业改制破产，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对现代产业的容纳力逐渐下降，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呈现逃离农村、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趋势。
如不改变这种情况，片面强调做大中心城市吸引农民卖地进城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这样的农村社会问题。
农村的去组织化也值得反思。我国传统社会，农村主要以宗族为基础，依靠乡绅进行治理，这种结构能起到一定的乡村治理作用。此后，人民公社取代传统社会的宗族，成为农村基本的治理单位。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下降。一方面，原来依托于公社的基层治理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乡镇政府，但由于大部分地方的集体经济削弱，农村治理失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加，年轻人和精英转移到城市，加之分田到户和计划生育使家庭规模缩小，农村的家庭结构从过去的以大家族为主转变为核心家庭为主。这导致农村既没有条件发挥传统的以宗族为基础的基层管理机制，又失去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造成农村治理较为薄弱的局面。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农民得到了务农以外的收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却给农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农村空心化，家庭结构解体，儿童教育、老年人赡养和农村的社会管理都削弱了。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建农村基层组织，已成为当下十分迫切的问题。
另外，还要反思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商业化。它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普遍享受原则，对农村的损害特别大，因为农村利润空间小，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医院、幼儿园、学校不可能主动向农村提供优质资源。如今，一些地方追求所谓规模化，把农村学校集中到县城甚至城区，实际上让农村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日益贫乏，这也是留守儿童频出事故的一大原因。
总之，留守儿童问题是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成本在农村的反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农村不仅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劳动力来源地，还是生存的保障、温暖的家园、清洁的山水、乡愁的寄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农村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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